7月29日，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园区，一场规模空前的万人街舞晚会，给这个暮气沉沉的全球代工巨头增添了一丝活力。61岁的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一改往日的神秘，携年轻的妻子高调亮相，并与员工一起热舞，这让他们第二天便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赚足了眼球。

　　在这次晚会上，富士康擂响了全面改革的战鼓。郭台铭当场宣布，未来3年内，公司将新增100万台机器人以取代人工劳动，深圳厂区（含龙华园区与观澜园区）则成为富士康“产品技术研发、销售展示及人员训练、模具制造技术研发和新设备与自动化制造研发中心”，公司还将进军新材料与新能源领域。

　　这家公司急需提升业绩。富士康国际的股价持续下滑多年，目前股价与巅峰时期相比已经跌去超过85%。2007年，富士康净利润高达7.2亿美元，但到了2010年，却变成净亏2.2亿美元。

第一章  作别辉煌

　　1993年，郭台铭看中了深圳龙华的一块地。当时那里一片荒芜，疯长的野草比人还高。一天，郭台铭扒开草丛，站在一个高地上扬了扬手，对同行的当地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这片地我都要了。”

　　今天，占地2.3平方公里的龙华园区，已成为富士康在大陆员工最多的一个厂区。郭台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他喜欢看着几十万员工在车间忙碌，在园区穿梭。而在全国，富士康已有数十个厂区，辐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区，大陆员工多达100万人。

　　一个人的王国

　　有人说，20多年来，富士康的成长史，就是一部“血腥史”。那一条条流水线上，上百万大陆工人的青春无处安放，一些员工在富士康冷酷的管理文化下，选择以跳楼或其他方式终结自己如花的生命。

　　曾在富士康负责人力资源的王格选（化名）认为，不管富士康变得如何强大，郭台铭的性格都不会变。他推崇铁腕“独裁”，甚至不让独立董事参与运营决策，认为他们没有此类经验。

　　郭台铭素以“冷面”著称。有一次，他见业务员慵懒地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便大声斥责道：“现在猎狗不出去捕猎了，都坐在家门口等食。”而和他共事过的一些台湾业界人士评价他：“专断、高傲、摒弃民主……”

　　“富士康推崇的是典型的奴才文化，郭老板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台干（台湾干部）们则对郭台铭言从计听。”一个经常跟富士康打交道的人向记者透露。

　　郭台铭的独断专行，防止了大公司官僚习气和和稀泥文化的滋生，也一度让公司决策得以快速推进，业绩高速增长，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在富士康，奖赏只是针对管理层（绝大多数为台干），与普通工人基本不沾边，管理层为了搏业绩以获得更高评级，往往把巨大的压力下移给一线工人，生产旺季时员工就得通宵达旦地加班赶货。

　　王格选对《IT时代周刊》表示，“在去年富士康发生十多起‘连环跳’之前，主管打骂员工是司空见惯的，流水线上的员工诚惶诚恐，尤其是新进富士康的员工，几乎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郭台铭在7月29日的万人舞会上提醒员工要快乐生活、快乐工作，但扭曲的企业文化注定员工不可能快乐。不少人将富士康比作人间地狱,有的年轻人甚至患上精神病。在深圳市康宁医院，来看病的富士康员工多得让人惊讶。而这些精神病患者通常只准请三个月假，并且在证明自己康复后才可再去上班。还有一些员工被发现病得比较严重,公司立刻就会有人联络其亲属，把员工往家里赶。

　　在富士康的手工抛光厂,记者发现，一些工人的手都是弯曲的，原因是抛光需要很大的力气,时间一长，骨头就被抛弯，很多工人留下了终身残疾。而这些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维权意识不强。

　　在百万廉价大陆工人的忍辱负重下，富士康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业务涵盖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码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产业。苹果、摩托罗拉、诺基亚、戴尔、任天堂、索尼等电子巨头，都是富士康的客户。

　　“客户至上”理念在富士康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开拓美国市场，郭台铭曾在大雨中苦等客户4小时之久；为了跟大厂商做生意，他曾住过12美元一天的汽车旅馆。

　　可惜的是，与多数将人才摆在第一位的IT企业不同，富士康并不重视人才，在郭台铭看来，“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这一思路让富士康在品牌与技术上双双缺失。虽然“富士康集团”被改名为“富士康科技集团”，但这并未带来实质的改变，直到今天，富士康依然在做最底层的代工。

　　漫漫迁徙路

　　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两税并轨，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税率。自那以后，富士康在与国内代工企业比亚迪的竞争中优势尽失。与此同时，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也给富士康沉重一击。强制性的“三险一金”，以及更高的违法成本，成了悬在富士康头上的一把利剑。

　　2010年，富士康净亏损达2.183亿美元。富士康董事长陈伟良将亏损主因归于成本增加等原因。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后，公司不得不先后两次提高员工薪资。2010年6月6日，富士康调高了深圳厂区生产线员工的薪酬，将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月基本工资由1200元调至2000元，升幅达66%。这已是富士康5天内第二次加薪，在之前的6月1日，作业员工资被提高了300元。

　　一直以来，为降低成本，富士康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不断追逐水草肥美的“成本洼地”。哪里成本更低，哪里给予的政策优惠更多，就奔向哪里。跳楼事件频发后，富士康进一步加大了迁徙力度，试图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发展。这几年，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富士康从沿海转向以重庆、成都、郑州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

　　《IT时代周刊》获悉，早在2007年，郑州市政府就由市长亲自挂帅，抽调专门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对富士康大展“追求”攻势。但那时的郭台铭正春风得意，对郑州抛来的“绣球”迟迟不接，用河南省商务厅一位官员的话说——当时富士康对郑州没兴趣。

　　转折出现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富士康订单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在拥有80万员工的深圳，工资本就相对较高的工人表现出强烈的涨薪意愿，再加上短时间内连续发生10余起跳楼事件，富士康不堪重负。为缓解成本压力，郭台铭终于决定将生产基地内迁，郑州与成都进入其布局版图。2010年5月底，深圳富士康宣布暂停招工，郭台铭现身员工食堂，劝励大家转战内地工厂。此时，武汉、衡阳等地政府也纷纷向富士康伸出橄榄枝。知情者称，郭台铭选址就像挑媳妇一样苛刻，谁给的嫁妆丰厚就选谁。

　　不过，在王格选看来，这种转移不可能持续太久，原因是传统代工利润下滑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内地工资涨幅也将进一步加大，而且内地物流成本较高，产业链配套并不成熟。

　　“沿海与内陆的工资差距，确实可以为富士康减少人均用工成本。”有人力资源专家对《IT时代周刊》表示，“但员工工资水平上的差异，往往会被内地政府机关办事的低效率抵消。”

　　更令人担忧的是，富士康在成都、郑州的园区是仓促建成的，配套不完善，安全隐患很大。日前，在郑州园区，就爆出因高温断电、断水导致车间过热而使员工休克的消息。郑州航空港区IT产业园对此解释称：因为项目时间紧，工程量大，施工单位多，所以不能正常供水、供电。

　　而刚刚迁入的富士康成都工厂，今年5月20日晚发生强烈爆炸，造成3人死亡，10余人受伤，酿成富士康史上最严重的事故。这也是忙于赶工、仓促上马的恶果。该工厂仅用了两个半月时间准备，就匆忙投产，计划生产全球2/3以上的iPad。这个刚刚建成不久的新厂区，容纳了近3万名员工。

　　据调查，此次重大事故是抛光车间的收尘风管可燃粉尘意外爆炸所引发。如果不是发生在交接班期间，这起爆炸还可能导致更多人员伤亡。这些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经影响到客户对代工厂的选择——尤其是苹果这样的优质客户。

第二章  代工者的尴尬

　　富士康的营业收入曾经连续多年保持50%以上的增速。郭台铭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做品牌”。他说这句话是想让IT巨头们放心——富士康不会跟它们抢饭碗。但吊在代工这棵树上，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让富士康无法切入新领域，很快就老态毕现。竞争对手比亚迪的挖角与抢单，仁宝、和硕的崛起与搅局，让它身陷重围；电子产品代工行业自身毛利急剧下滑以及用工成本的不断飙升，更让其难以招架。

　　抱残守缺路难行

　　对员工的长期掠夺，成就了富士康。但也正是这种对低成本人工的高度依赖，使其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在创新道路上踟蹰不前。近几年，其创新乏力的弊端终于显现。

　　富士康今天的窘境，与郭台铭经营哲学中的短视理念分不开。在上世纪90年代，代工笔记本电脑的毛利率约为20%；21世纪初，毛利率在10%左右；但今天，毛利率仅2%左右。代工毛利的直线下降，让富士康措手不及，只能企图凭规模取胜。

　　同为代工企业，全球第二大代工厂商伟创力也一度面临着跟竞争对手富士康一样的问题，但在经历多年巨额亏损后，它果断走向转型之路，并由此迎来新生。伟创力医疗中国区营运副总裁孔嘉明告诉《IT时代周刊》，传统的电子产品代工不赚钱，因为行业竞争过于激烈。伟创力从2010年开始调整重心，将主攻方向转到医疗设备、新能源产品的代工上。目前，伟创力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医疗设备代工厂商。

　　伟创力深圳福永厂区生产设备厂长黄富坤也认为，消费电子产品留给渠道和生产两个环节的利润越来越低，那种企图拼规模的运营模式，不仅会违背职业道德，而且其结果必定是死路一条。基于此，伟创力果断地对订单数量最多的笔记本、PC、手机等事业群进行了重新整合。

　　转型的不只是伟创力。台湾手机厂商宏达电曾经就是代工厂商，现在已经成为知名的手机厂商，在智能手机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深圳一家手机厂商的执行副总裁告诉《IT时代周刊》，富士康过去也想进军手机行业，但考虑到风险一直犹豫不定。一个品牌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巨大，还不能保证成功。而富士康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贸然进军电子产品会导致现有客户反目，可能会得不偿失。

　　面对行业整体困境，富士康选择了固执地守在原有领地，以致越走越艰难。但在今天，对富士康而言，谨慎固然必要，转型却更显急迫。

　　受制于人

　　去年iPad上市热销时，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曾对售价499美元的iPad进行成本核算，发现付给代工厂商的每台iPad组装费仅为11.2美元。

　　由于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富士康处处受制于人。大客户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会把成本账算得一清二楚。像苹果、诺基亚这些客户，它们对原材料及其选用的品牌均有指定，比如，代工苹果的iPhone，所有的成本都已由苹果事先列出清单，连耗材比例都有明确规定，而材料价格也早就由苹果和供货商谈好。

　　这样一来，富士康所能做的，就是纯粹的来料加工。此外，客户对代工厂商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以及机器折旧等，都有成本核算。“要想从原材料环节上挤出利润几无可能，唯一的弹性空间就是人力成本。”分析人士认为，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的利润，只能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作为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富士康薪资水平在行业内一直较低，工人要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加班加点才能实现。而富士康发生的一系列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就反映了工人对长期低工资和机械重复劳作的绝望。

　　而为了争夺优质客户，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数家排名靠前的代工厂商，几乎是寸利必争，锱铢必夺。据伟创力透露，在低门槛的电子产品代工行业，价格已成输赢的决定因素。规模大的代工企业，为了遏制竞争对手，甚至不惜亏本接单，富士康就是这样。

　　郭台铭曾公开承认，富士康的代工净利润率只有2.7％（代工苹果的利润率稍高，大约为5％）。如果不是各级地方政府给出优惠政策，微薄的代工利润几乎难以维持富士康庞大机体的运转。

　　不过，即便是苹果的肉也不好吃。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一般会在生产前最后一周才下订单，这给富士康造成了非常大的交货压力。订单一下，富士康产品线的员工就必须赶工，如果出了差错，相关人员都会受罚。压力一层层向下传递，最终落在流水线工人的头上。

　　客户牵制力

　　“富士康那一点所谓的知识产权，根本微不足道，它饭碗里盛的都是客户吃剩下的残渣。”王格选认为，客户自然不希望富士康一家独大。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几年前，富士康的客户就花精力培植其对手比亚迪，甚至百般挑拨二者间的关系。

　　而深圳一家手机厂商的产品经理对《IT时代周刊》表示，在客户的精心培植下，同样一个产品，比亚迪的制造成本要低20%左右。价格优势让比亚迪获得了众多手机厂商的青睐。现在，它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松下等厂家的主要供应商。而一些手机企业也有意扶持比亚迪，以此牵制富士康，巩固自己的定价权。

　　苹果掀起的消费电子革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代工产业的格局，那些没有苹果订单的代工厂商日子非常难过。目前，苹果的产品利润率超过50%，今年第一季度，苹果仅凭一款iPhone手机所得的利润，就占行业总利润的57%。

　　富士康近年来负面消息不断，已经影响了IT巨头对它的选择。有媒体将富士康的“残忍”迁怒于苹果，这让苹果也开始寻求多家供应商，以降低对富士康的依赖程度。

　　在层出不穷的富士康竞争者中，和硕科技最近上升势头迅猛，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极有可能撼动富士康作为苹果第一大供应商的地位。

　　一开始，和硕科技与苹果的接触并不顺利，因为富士康的设备是全球代工厂商中最为先进的，交货也较准时。但去年富士康出现“连环跳”后，和硕科技坚持不懈的游说终于见到了效果——它直陈富士康的产品线难以满足苹果iPhone与iPad的强劲增长需求，指出富士康只能靠员工持续高强度加班才能交货。为了拿下苹果产品订单，和硕科技还承诺给苹果最优惠的价格，并为其专门招聘员工。

　　7月末，美国一家知名科技博客网站透露，和硕科技已战胜富士康，赢得了苹果iPad3的合同。如果这一消息属实，这将是和硕科技继获得苹果1500万部CDMA版iPhone订单后，再次从富士康手里抢得订单。而在去年，代工厂商广达来自苹果订单的营收也大增，已占公司总营收的30%。

　　对富士康造成威胁的代工企业越来越多，而富士康另一个危机是，诺基亚等大客户业绩出现了大幅滑坡。7月21日，诺基亚公布2011年第二季度财报，期内手机出货量为8850万部，同比下降20%，环比下降18%。这一季度的净营收为131.96亿美元，净亏损5.24亿美元。

　　为阻止局势恶化，诺基亚正在加强成本控制，这对富士康十分不利——如果有其他代工企业跟富士康抢订单，诺基亚完全有可能掉转方向。一位代理手机烤漆业务的知情人士向《IT时代周刊》透露，诺基亚现在的产品利润微薄，对材料的选用已经不如之前那么讲究，价格成了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第三章  笨重的转型

　　这些年，中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大变，“用工荒”演变为常态，富士康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优势丧失殆尽。

　　作为一家IT代工企业，1988年进入大陆的富士康，最大的优势在于制造成本低。不过现在，富士康已经吃光人口红利，而且，新一代农民工也对富士康的高强度工作极不适应。在这一背景之下，让机器人替代人工劳动的举措，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寄望机器人

　　郭台铭表示，富士康将加快转型步伐，未来，简单重复的低技术含量工作，将由机器人代替人工去做。

　　目前，富士康有近120万名员工和１万台机器人，后者主要用于喷涂、焊接、装配等工序。

　　“机器人的特长在于自动化、标准化与精密化。在特定的工序环节，机器人比人工更具优势。”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刘金山认为，富士康此次转型，旨在使其在人口红利消退时，保持生产和竞争优势。

　　不过，富士康大量启用机器人，可能会遭到各地政府的反对。一些内陆城市为了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给了富士康很多优惠待遇，不仅是为了搞活当地经济，也是为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机器人取代工人，将导致大量员工丢掉饭碗，这明显有违地方政府的初衷。

　　记者从富士康一位负责机器操作的员工那里了解到，采用机器人成本颇高，100万台机器人就需投入300亿元人民币，这对利润微薄的富士康而言，是十分巨大的数字。目前来看，富士康还深陷亏损，而且在资本市场表现也很糟糕，这一计划能否顺利实施，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黄任民认为，以机器人替代人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机器人也并未得到普及，因为机器人过于昂贵，而技术更新换代又很快。另外，即便采用机器人也并不能一劳永逸，还需要庞大的技术人员和资金去操作和维护，这笔支出不可小觑。

　　况且，电子产品代工企业的很多工序是机器人不能完成的。如iPhone手机的外壳抛光工艺，机器人就无能为力。抛光车间工人的操作十分辛苦，很多员工的手上满是磨出的血泡。

　　一家代工企业的大陆营运副总裁对记者表示，郭台铭宣布“100万机器人”计划别有用意。目前，富士康正陷入四面楚歌，提出新计划不但可提振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也可向优质客户释放利好信号。不论最终是否实施到位，“作秀”目的已经达到。而机器人战略一旦如期实现，就可凭成本优势倒逼对手。

　　上述人士认为，郭台铭让机器人上阵这一招挺狠，其目的是增强富士康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

　　船大难掉头

　　在今年的公司股东会上，郭台铭竭力声称富士康已不再是传统的代工企业，而是高科技制造企业，其转型之意十分明显。“集团一定会全力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同时为员工创造更优质的工作环境和更丰富的业余生活。”在7月29日的舞会上，郭台铭也如此表白。

　　但富士康的前路不会顺畅。

　　伟创力医疗中国区营运副总裁孔嘉明告诉记者，电子产品的生命期较短，比如一款手机，在市场上只会流通几个月。但其他一些产品就不同，比如医疗产品，生产周期较长，售卖期可能长达七八年之久。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如果要做这方面的转型，必然要经历断臂之痛。

　　去年11月，富士康联手麦德龙启动喧嚣一时的“万马奔腾”计划，意图向国美、苏宁等传统连锁巨头发起挑战。郭台铭希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在中国开设10000家3C及家电零售店，将触角覆盖到三线城市。为此，凡工作满5年的员工，都有机会获得公司近40万元的创业贷款。

　　然而，大半年过去了，富士康布局家电连锁卖场的牛皮高调已经销声匿迹。有行业分析师认为，富士康只是精通代工，布局卖场成本巨大，前有国美、苏宁双巨头把守，后有无处不在的电子商务，富士康在此已无空间。

　　郭台铭的右手戴有一串念珠，这是他从一处成吉思汗庙中求来的。他笃信“英雄造时势”，却也许忘了另一句格言，“时势造英雄。”

　　今天，尽管富士康想在多路径发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转型需要时间，更需要眼光和胆识。正如郭台铭所说，接下来的十年才是真正考验富士康的时候。